听大人钧命。“拓令道：“不然。官有大小，守土则无以异，似应各自努力。”虞令道：“圣人有云：吾从众。还须酌议和同为妙。”鹿令道：“以卑末之见，莫若各练乡勇，谨守城池，再向省会请兵来援，纵有差跌，亦稍尽臣子之谊。

“商令道：“敌人起义以来，奄有中土，王师几经覆没。战固不能，守亦难言，要完臣节，唯有身殉。”伯昂故意大赞道：“此议为正。”以-道：“贫道自终南山望气而来，知此土有异人。谬承太守公见留，延揽一番，得晤列公，可许贫道略献刍荛？”

商令与睢牧齐声道：“诸葛武侯尚须集进思，广忠益，何况其下。

愿闻尊旨。”以一道：“贫道闻殉国难者谓之忠，不闻殉贼难者亦谓之忠也。孔悝之难，子路死焉，夫子非之。子羔去焉，夫子予之。孝康为高皇帝之储君，建文为孝康皇帝之元子，高皇告于天而立之，是为天子。我不知燕王为何人所立乎？操兵人殿之时，总是一班逆党奸臣，拥戴称尊。律以《春秋》，名曰国贼。不知列公何以亲贼而仇帝也！”说未竟，鹿令接口道：“当今为高皇之子，敢云贼耶？”以一应道：“贼尚有二种，如陈友谅、张士诚辈，图王不成，乃是草莽之贼。这个贼字，还属浮泛，所以其下殉节者，虽不得谓之忠，亦得为飓尺之义。

若王莽、朱温、侯景之徒，谓之篡弑之贼，这个贼字方是真切。

而今燕王称兵犯阙，乘舆颠覆，国后灰烬，何以异此！适才商侯’敌人起义‘这句话，甚有合于人心。夫既知彼之为义，则此之为不义，又何待言哉？”众皆相顾错愕。

伯昂假意说道：“仙师之论，严若《春秋》，但恨当日见义不明，失身至此，犹之贞女而嫁为盗妇，自当从一而终，何敢言及再酿耶？”以一道：“此喻固妙，然君臣与夫妇，到底是两样。女子之节，唯以此身为重，故无二义。若臣子之节，要当权其重轻，衡其大小，古人有弃暗投明，反邪归正者，如王陵、马援、魏微、李世前诸公，安得不谓之明良大臣乎？”考令问道：“当今以一旅之师，不四年而得天下，非真命，其能若是？济南起兵，已历十余载，仅有齐地，徒称建文年号，恐事之不立，依附者终不免为后世笑。仙师既能望气，必知其数，可得闻其大略与？”以一毅色而答道：“嵩岱之灵，淮济之气，郁郁葱葱三十年矣。自中州之气王而南北皆衰，应在女真人御世。今者不自称尊，崇奉故主，返为拗数，然而千古大伦于是乎立，忠臣义士之气于是乎充塞天地。虽圣贤作为，不过如斯。

若彼自建国都，自称年号，即日真主，自然不可附之。铁兵部书高皇神主悬于城堵，燕逆尚不敢攻击，而况建文已立，宫殿设有圣容，天威赫赫，岂可与之抗衡乎？以愚观之，彼之谋臣勇将，皆上应列宿，若欲囊括宇内，反掌间耳。

乃按兵十年，访求行在，原其心迹，一朝复辟，则四海不劳而定。犹之乎家主罹难出亡，华堂大厦悉为庶孽所据，但使家主人室，庶孽何所容其身乎？闻得目下用兵于河南淮北，是便于迎故主也。”钱芹道：“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草茅庶民望建文复位，不啻大旱之望云一霓，岂有贤人君子，而返细人之不若哉？”

鹿令勃然变色道：“物各有主，我辈中有科名官爵出自当今者，安可一例而论？”以一大笑道：“岂列公之祖与父，亦皆为燕王之臣子耶？受高皇之恩，而尽忠于圣子神孙，即所以上报高皇在天之灵也。夫既不知祖父，亦何有于君哉？我乃世外之人，全无干涉，而娓娓言忠言义，不亦可笑！”商令瞿然而向伯昂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辈自可各行其志，不审大人高见若何？”伯昂厉声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鸿毛之不若，虽匹夫亦不为也。”

时各官员嘿然心许，唯鹿令、柘令，外貌虽似倔强，其实气馁心动，贪生怕死，尚在相对迟疑。商令又发言道：“要生则生，要死则死，慎勿处于两歧，致贻后悔。”伯昂微微冷笑道：“且请钱先生缮起降书，如有异路者，彼以彼为忠，我以我为义，不须画押，从此分散。”钱先生更不推辞，立时授笔草就。书云：忠为立身之本，义乃经国之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