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移民的难度是很高的。这里的难，更多指的是移民的意愿。

应该说，此时的鲁西地区，对于移民这件事，是极不热衷的。

从文化历史的因素上讲。

一方面，这里是孔孟之乡，历朝历代这里都不喜欢迁徙，更喜欢守在家里。

不只是守家。

更是守祖坟、守父母、守祖屋、守祠堂。

另一方面，这里的纺织业，相对来说也并不差，基本上，自耕农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相当可以。

这个纺织副业的问题，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因素。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候，就有“强弩之极，失不能穿鲁缟”的语句。当然那时候肯定不是棉花，但不管是苎麻、柞蚕、麻布，总归，纺织业的底子在这摆着。

诸如什么孟母三迁、曾参孝母之类的故事里，也多半有一个“纺织为业教育儿子”的母亲。

自宋代黄河决口之后，这里水患渐渐小了。随后明初，洪武皇帝强制推广了棉花种植，彻底取代了苎麻等。鲁西地区的气候、土壤，又极为适合种棉花，很快棉花种植就发展起来了。

永乐迁都之后，大运河再度流转起来。

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大运河就是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命脉，鲁西地区处在运河沿岸……

固然说，因为拉纤、河工、助漕等，老百姓的负担肯定是有的。

但辩证地去看，因为有这么一条“交通主动脉”，使得鲁西地区的纺织品，也得以快速流通。

即便说，前些年，大顺“割肉剜疮”一般，废弃了运河漕运——废弃运河漕运，并不是说闲着没事干把运河堵死了。但要知道，作为黄河冲击平原，只不过，没有清理、水柜、调水、漕运总督、每年高额的漕运维护费等等，用不了几年，运河就淤积了。

从原本的全国性的交通干线，混成了一段段的地方性交通干线。

对纺织业，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正所谓，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自宋黄河南决之后、再到明末混乱，及至大顺初年，鲁西地区经历过战乱、起义、反抗、屠杀等。

大顺的均田政策，没有彻底的、全面地执行。但在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地，因为种种因素，使得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口均土地面积，大约在25亩左右。

这种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地位，是远高于女性劳动力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没什么这个权、那个权的。人均25亩的情况下，一个男性青壮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在农业时代，就是比女性高。

于是，这样的社会存在，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女性找婆家，是需要“展现自己的劳动能力”的。

这种展现，体现在婚俗上：女性在结婚时候，必须要准备大量的鲁布嫁妆。包括背面、褥子面、门帘子、衣衫布等。

以证明“我作为妻子是合格的，我有劳动能力，且我的手很巧，可以织很多布”。

男耕。

女织。

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加上这里适合种棉花，使得这里有俗语唱曰：插花描云不算巧、纺纱织布吃到老。

固然说，伴随着李淦继位，社会稳定，休养生息，气候转暖等等因素的叠加，人口激增。

社会现实已经是：只靠男性在人均三亩的土地上劳作，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税收、地方赋、铜银兑换、劳役等封建压迫的需求，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在家庭内部的比例增加——原本人均25亩地的时候，男耕女织，家庭劳动就算不算钱、不算在社会劳动里，那么男女对家庭的价值创造可能是八二开；现在人均3亩地的时代，大概就是六和四开、七三开。

但一方面，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依旧延续这人均25亩地时候打下来的意识基础。

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对于鲁布的技巧，若是不足，是真的难以养家。

在这种氛围下，即便说，大运河已经不再是全国性的交通主干线。

但是，这里一般自耕农的日子，也还基本过得去。

如果说，移民是放在黄河北决之后的背景下，肯定从者如云。

一方面原本的经济贸易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黄河漫灌，农业基础也基本崩了。

那时候，留在老家，就真的只能饿肚子了。在那时候，说移民，自然简单。

可尴尬的就是，现在，黄河没决口，要防患于未然。而这里的自耕农，小日子基本还能凑着和过。

再加上这里严重的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守着祖坟等等情结，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最简单来说，安山湖周边的围垦，已经数百年。很多家庭的祖坟都在这里。

现在刘玉说，要把这里重现大野泽、梁山伯，要把这里淹了。

也就等同于，要把人家的祖坟给淹了。

这，要是没有阻力，那就真的只能在编造出的“中国”里找这样的地方了。反正，现实里，要淹人祖坟，在现实的中国，肯定是要闹出大事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并不是传统文化、民族性、特有性什么的。

这是个普遍问题。

很简单，也很现实的玩意儿。

以此时的欧洲为例，愿意移民的是什么人？

在法国，愿意移民的、愿意背井离乡的，是啥？

是胡格诺教徒。

那是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被杀到塞纳河都堵住了的异端。

那是《枫丹白露敕令》直接宣布，这群人是垃圾、要清除、是非法的人。

法国的农民但凡要是愿意移民，不至于加拿大地区，要靠混血的阿卡迪亚人，或者“红皮法兰西人”来挑大梁。

西班牙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犹太人、是新教徒。

西班牙、葡萄牙，那是还有宗教审判所的。军事化组织耶稣连队等各个教团，是连里斯本大地震都认为这是活鸡儿该，谁让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不纯洁道德堕落呢？

英国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分离派、公理会、加尔文宗、长老会，这群人在英国内部，没死了就不错了。

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尤其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那是直接进过北爱尔兰种植园的，经历过死了四分之一的大屠杀的，能跑肯定跑。

而富兰克林认为会玷污北美血统的“德国乡巴老”，那是什么情况？

那是三十年战争，直接干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那是新教旧教互相杀；那是普鲁士就是个大军营、士兵就是连长的劳力奴……

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穷的叮当响的黑森雇佣兵去了北美，北美豪绅那边直接开价：一人30英亩（180亩）土地，投降就有。瞬间就能拉走一大批黑森雇佣兵，很多黑森雇佣兵心里还得“感谢英国政府出的船票，谢谢啦”。

但凡日子能过下去、但凡不被祸害屠杀、但凡还不至于说实在活不下去甚至朝不保夕了，谁愿意背井离乡？

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问题也就在这。

鲁西地区的经济存量，还是很高的。

相对于胶东地区……后世有个说法，胶东人说鲁西，是山东的“西藏”；而此时之前，胶东才是山东的“雪域高原”。

运河之前流淌。

黄河整个大明王朝都没从山东走。

黄河留下的冲积土。

朱元章推广的棉花种植。

朱棣迁都之后的南北交通干线的交通便利。

种种因素在这摆着。

再加上，北边是京畿、东边是胶东山区、西边南边是人口比这还稠密的河南，本来迁徙条件就不利。

现在，忽然之间，就要强制迁徙。

对于迁徙，从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就能看出来民众对迁徙的态度：

说当年朱元章要让迁徙，说是不愿意迁徙的，就去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结果大家都去了大槐树下，实际上是朝廷骗人，让来到大槐树下的都迁走了。

这当然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百姓对于移民是什么态度？对于朝廷是什么态度？也就可见一斑。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可以让鲁西的百姓愿意迁走。

要么，不管黄河，等着黄河北决，直接把鲁西祸害成黄泛区，三十年内土地盐碱化、运河彻底淤死，闹出来捻子和绿林，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要么，放开内部钞关，让松苏的纺织品，直接把鲁西地区的小农经济冲死。靠着那人均三亩地，根本活不下去了，女性劳动的鲁锦面对松苏布和印度棉的冲击彻底失去市场，造成严重的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也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前者，奔着山东地区三十年左右，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来。

后者，奔着爆出来四十万绿林捻子白莲唐赛儿之类的事，镇压下去。

但这两种情况，都是刘玉想要极力避免的。

否则，他就没必要在这鼓捣黄河，更没必要非要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松苏资本寻找海外市场求求他们先不要急着吃国内。

既然思想工作根本不可能做的通，大顺朝廷也不可能完成均田改革有足够的钱和组织力来解决黄河问题，那么他就只能来唱白脸，用一些强制手段，来完成这件事。

现在他狠话已经放了出去，安山湖就是第一批移民的重点地区，那么能够选择的做法，已经不多了。

故事里，似乎总是美好的：只要画个大饼，说海外土地广阔，大家纷纷乐呵呵地移民，高兴地不得了。

现实里，哪有那么多美好。

相信那种美好故事的，和相信要是早早和欧洲贸易欧洲人一定高兴地不得了、巴不得贸易的人，是一个想法。正如他们不知道棉布禁止令和自由贸易的“中国商品恐惧论”一样；他们也不会知道北美的欧洲早期移民到底是怎么去的、为什么要去，甚至真以为那是有着开拓精神、民族性什么的去的。

18世纪的休谟，就知道，如果没有大海阻隔、没有各国东印度公司被政府监管不准过渡买办，整个欧洲将只能用中国商品，直到中国把欧洲的白银吸干净。笛福写“小作文”，说因为东方商品的冲击，导致民不聊生、哀嚎遍野、普遍失业、大英要完的时候，可是在1720年。

17世纪的路易十四，就知道，移民哪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要说土地管够，就是给愿意去的，财政出钱给嫁妆、国王出名誉给“国王之女”的称号，都他妈的没人去。科尔贝尔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国内加紧祸害异端，但准许异端去北美”，来把人逼走，用祸害人别人逼走，而不是给好处。科尔贝尔认为，祸害人逼人走，是比给好处求人去，更有效的方法，

刘玉不想走祸害人逼人走的办法，所以他至今压着松苏的商品不要冲国内市场；也没有琢磨着不管黄河等着决口再移民。

但这也就意味着，此事，甚难。

道理，都懂。

包括脸色不好看的州牧、县令，刘玉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这里面未雨绸缪、治未病的道理，他们了然于胸。

但，实际操作起来，千难万难。这不是靠讲道理，能讲清楚的事。

东平州州牧听着刘玉说不惜弹压，他也只能为民哀求道：“国公，黄河早晚要北决的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天下有识之士，皆知早晚的事。我亦知其中诸多道理、好处。”

“但鲁西北、鲁西南，自古富庶，远非胶东等穷地方可比。固然说，去了有地，可富庶之地不愿离乡，自古以来的道理。”

“加之，这里的百姓……”

东平州州牧叹息一声道：“朝廷变革三十年，好处这里是一点没沾着，坏处这里占尽了。鲁西北自废漕运后，昔者千百商户聚集之地，如今一片萧条残破……下官之前在鲁西北为县官，切身感受，没有半句虚言。”

“现在，又要走黄河、占耕地。百姓对朝廷，只有怨气。这种时候，火上浇油，必要出大事。若有有心之辈，期间鼓噪，只怕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下官只希望，国公做事，勿要急躁。还请国公考虑一下，变革二三十年，鲁西地区从富庶之地渐成贫瘠，其中百姓的怨气，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刀。”

“多有人言：国公杀戮过重。两淮盐改、杀；废漕走海，杀；乃至于松苏开埠废弃广东，五岭脚夫事，国公亦是管杀不管埋。”

“只是，还请国公想清楚。人皆有怨气，将来远走他乡、大洋相隔，岂能归心于朝廷？只恐分离心切，而效赵佗故事。”

刘玉闻言，却笑道：“你搞错了主次。我要的是黄河，不是要扶桑。朝廷要的，也是黄河，不是扶桑。学赵佗也好、效靖海也罢，这都无所谓。况且来说，朝廷自有安排、另有部署。”

“扶桑尚有五十年窗口期，不必急，我非是为了扶桑占地移民。黄河呢？黄河难道真能等五十年？此事不可不急。”

“如今正值盛世，盛世不做事，日后做不成。”

“此事，与仁义无关，我亦不想辩什么大小仁义事。我要的、朝廷要的，只是把这件事做成。做成之后，是对是错，自留后人说。”

“此事需要再辩，就这么定了”

“大略之上，富户，迁关东，垦田，许招募本地贫民带去为佃、雇、工，五年免税，招徂200人随行，为贡生监生。”

“中等之家，先迁。”

“下等家……我已表奏朝廷。如今欧罗巴战事已毕，西洋贸易，划出份额，从这里定出一定量的棉布，以助百姓谋生。女子纺织，售卖于西洋，强制份额，湖口足以；男子从役，月银两半加粮米，挖河修堤。”

“舰队巡于印度，印度的棉布份额，松苏拿一半、鲁西拿一半。现在朝廷还监管着西洋贸易公司，也还管得住产业无序扩张，这份额空得出，也做得到。西非那边，还是很喜欢这边的结实粗布的。”

“这玩意儿，不说你死，就是我活。没办法，孟加拉、孟买的纺织工，他们只能死了。他们不死，这边的就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