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达维亚的这些事，放在大顺，遇到个官商勾结的，只当无事发生，甚至坐地分钱。

但遇到个清官，出于对“仁义”的解读，出于对《春秋》大义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个雷珍兰之所以说起巴达维亚对待华人的政策反反复复，也是希望用“治标治本”的手段，解决掉这个隐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标。

糖厂的奴工，被大顺交了人头税，移民到了锡兰去了。

荷兰人也想让他们走。

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事情解决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贵了呢？明天不种糖而是种咖啡种可可又挣钱了，急需华人劳动力了呢？

到时候，又得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到时候，朝廷管不管？

管，万一朝廷与荷兰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之后，自己这些人事后会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法理，定下条约，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不归天朝管？但这事也不是他们能说的，得总督去谈。

连富光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他作为甲必丹，其实也和总督谈过这件事。

但总督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说如果天朝钦差主动提及此事，就谈；不谈，就装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开这层窗户纸。

这里面的逻辑，连富光也理解。

总督是要走的。

总督在这里只干几年，干的好不好，体现在巴达维亚乱不乱。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大顺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这本身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顺能不能管巴达维亚的华人？

站在荷兰这边考虑，那不废话吗？当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传教士犯了事，大顺这边也是直接杀，可没说还和教皇打个招呼吧。

但问题是大顺的这个“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没必要说清楚、说明白。

说明白了，那等于是拍着皇帝的脸，告诉皇帝，你们不是天朝、海外的华人也不认你这个天子，你这个天子也管不着海外的华人。

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思维，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

本来瓦尔克尼尔就担心刘钰没事找事，独走开战。

这时候去搞这件事，那不是在火药库旁边抽烟？

允许大顺对华人有治理权。或者退一步讲，华人公堂的审判官，必须由荷兰提名、大顺审核允许，公司肯定会撤他的职。

直接告诉大顺这里的华人你们管不到，刘钰可能会开战，公司还是会撤他的职。

出力不讨好，图个什么？

故而连富光和瓦尔克尼尔总督说起这个的时候，也就得到了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复。

刘钰要是问起来，没办法了，只能谈。

不问，就不谈。

瓦尔克尼尔想的很清楚。

公司派他来做总督，要解决一件事：在不影响对华贸易的前提下，解决巴达维亚的华人“多余”人口。

这个“多余”是动态的，今日多余，明日可能又是急缺的劳动力。

蔗糖价格，与欧洲战事、西印度群岛天灾、波斯战争局势、印度局面等等因素有关。很难确保将来是否还能涨价，也很难确定将来一定暴跌。

可就现在而言、此时此刻。

巴达维亚“多余”的华人人口，这件事，我瓦尔克尼尔解没解决？

对华贸易，我瓦尔克尼尔有没有影响到？

可以说，几乎是很完美的解决了。

那么，对华人的政策，日后是否还要再大量引入华人劳动力，那是下任、下下任、下下下任总督要解决的问题了，和我瓦尔克尼尔一点关系都没有。

做了，捞不着好。

不做，反而完美完成了公司的要求，升职加薪。

那为什么要做？脑有病？

经过这一次清理“多余”人口，巴达维亚剩余的华人，都是“有用”人口，没有之前那么剧烈的矛盾。

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太大的乱子，以至于迫使大顺不得不出面解决。有多短？至少他瓦尔克尼尔卸任之前，应该没问题。

可问题是瓦尔克尼尔这个总督不是世袭的，这些华人甲必丹雷珍兰们，却几乎是世袭的——理论上也不世袭，但要根据财产数量决定能否当上，而财产是世袭的。

这种情况下，甲必丹雷珍兰们的诉求，和总督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他们希望，大顺这边明确一点：巴达维亚的事，大顺管不着，大顺也别派官员深入到华人社区。

这件事也挺黑色幽默的。

如果历史上的红溪屠杀发生了，这些人一定盼着大顺驻派官员。可若是发生，他们都死了，连富光自己没死但是财产也全部被吞了，死人不能说话、也不能要求。

然而，现实是，红溪屠杀没发生，这些人活着，所以他们不希望大顺派驻官员。

荷兰人在此时的控制力，需要华人做线，把爪哇一个个分散的点，连到巴达维亚，为公司不断吸血。

也需要华人高层，去作为统治中下层华人的工具。

人头税也是包税的，所以包税人是不用交人头税的。换言之，欧洲人在没有占据印度、工业革命和海军后勤局革命以至于有足够的统治力统治南洋之前，对金字塔顶端的华人，是合作关系。

合作到历史上荷兰商人跑到阿姆斯特丹公司总部告状，说总督过于优待高等华人。

对中层的手工业者、买卖人、开饭店的、开旅店的华人，有没有压迫？有。而且很深。

对底层的奴工、契约工、债务奴隶等华人，有没有压迫？有。而且非常深。

但是，对金字塔最顶端的十几家华人，此时几乎是没有的。

在大顺，他们头顶还压着一个朝廷这样的庞然大物。

而且，八字不合。

大顺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问题，所以大顺最擅长调和的矛盾也是兼并和小农的矛盾，用同样的逻辑去处置工商业矛盾，就会经常性出现“割以永治”的情况：我把萌芽都干掉，不就不用处置我不会处理的工商业矛盾了吗？

最简单的开矿，为什么王朝经常禁矿？因为矿主和矿工的矛盾，用对付地主和农民那样的手段，处置不了。

地主的地，逼急了，万一遇到清官，查清楚，退还土地，人人歌颂。

再不济，揭竿而起，均田免粮。

矿呢？工厂呢？拆成小块？

一个集中了权力的封建王朝，怕那几个矿主、机户吗？随便就弄死了。

怕的是和矿主、机户对立而生的矿工、织工。

与其说封建王朝害怕资本主义萌芽，不如说他们害怕萌芽带来的无产者。

巴达维亚这边的情况，就是类似的。

糖厂工人，和糖厂老板之间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那样的矛盾吗？能用同样的思路解决吗？把榨糖的机器拆成小块？把甘蔗园分成小片？

《大顺律》是传统封建王朝的法律，解决不了巴达维亚布尔乔亚的事。

大顺这个国家，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它无力调和雇工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

除非是后者的矛盾达到了一定程度，旧的统治阶级和统治手段无法照旧统治的时候，一个能够调和此种矛盾的国家就会诞生：

这个国家可能叫大顺，也可能不叫大顺，但肯定不是现在的大顺。

也不仅仅是“奴工”、“压榨”这些黑暗面。

《大顺律》同样无法解决巴达维亚这边的股份制、雇佣合同、产权所有、私产保护等等一系列新问题。

所以不论是暗面、还是亮面，巴达维亚的高层华人，都不希望大顺的统治延伸到巴达维亚。

在大顺的本土，旧有统治阶层的实力强大，他们无力反抗，也无力如同欧洲同行一样，能摁着皇帝的脑袋要求答应他们的条件。

所以在远离大顺的海外，他们也不希望大顺的手，彻彻底底地伸过来。

除非大顺这边明确给出了日后如何统治南洋、如何保护他们利益的条件。

一来红溪惨案并未发生，这些人并不知道荷兰人的危险；二来屠杀未发生的情况下，七省共和国的法，也确实比封建大顺的法，更适合他们这些金字塔顶层的华人。

种种因素下，连富光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

至少，主动把这件事挑明。

倒不是说自己去说自己不要天朝的管辖，而是只要点清楚这件事要解决，至于怎么解决留给大顺和荷兰。

自己，则根据大顺的态度，判断该怎么站队、如何站队。

此时大顺的战列舰已经靠的很近了，自小被荷兰人的分尸之刑吓到认为荷兰不可战胜的连富光，内心的天平已经倾向了大顺不可战胜。

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者说巴达维亚的高等华人的渴望，也就明确且清晰地分出了轻重。

最好，大顺不管巴达维亚的事，一切照旧。

其次，大顺攻下南洋，但法律一切照旧、统治手段一切复用荷兰之法。

再其次，顺荷开战，不分胜负，生意好几年没得做。

最最次，大顺攻下南洋，用在大顺的旧制度，统治经济基础完全不同的南洋。

如果真有可能是最坏的结果，那现在就要考虑断尾求生，准备转型了：比如，变卖家产，跑路回大顺，买房子买地，捐个监生，请个西席教儿子读十三经，准备孙辈科举，重孙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