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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二四章 战前舆论准备(下)

    作品:《新顺1730

    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前,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他只能引诱皇帝,却无法自行决定。

    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想的很清楚,田贞仪说想要做事就要摆正心态做“阉党”,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素质三连的加持下,联法反英,就不只是印度的财税、贸易的争端,而是更加上了一种“神圣同盟”的特殊光环。

    俄国、法国、中国,这三个君主制最“坚固”、看起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最不可能皇冠落地的国家,将联合起来,展开对英荷模式的“神圣围剿”。

    而且,看似大顺禁绝天主教,但实际上这种禁绝反而加深了和法国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法国后续驱逐耶稣会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齐国公说起大顺禁绝天主教却又联盟法国的事,谈到了法国国王的态度。

    “以我观之,本朝驱逐耶稣会、多明我会,法王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未必不支持。”

    “本朝说的明白,只要教廷允许天朝教徒祭祖、拜神、祭周公儒庙。效和尚道士度牒制度,由礼政府监管本国天主教徒,由礼政府任命中华教区大主教而非归罗马管,那么也不是不能允许传教。”

    “法王路易也多次问我,本朝是如何解决‘大儒携大义而欺帝’这个问题的。”

    刘钰笑笑,问道:“岳父大人如何回答的?”

    齐国公也笑了,摇头道:“我能怎么说?法国人囚过教皇,本朝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主祭周公、仲尼替颜回,依次往下降。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匾羞辱、开国公侯自成武德宫体系分庭抗礼呗。”

    “当时我便说了,即便佛陀复生,来到本朝,亦要老老实实做个伯爵必要在奉祀侯之下。”

    “且,要么世袭,要么由礼政府加封挑选弟子继承。”

    “你也知道,因为其好美姬、宠爱妾的事,法王当年被主教扣下忏悔,强迫其认错。此事,我在法国这些日子,法王提了不止一次,可见心多有恨。”

    “本朝禁教之法,法国民间大儒名士如伏尔泰者,亦是支持;而其宫廷之内,法王的态度亦是如此,虽不明言,但以我观之,他日法国必也会有类似之事。”

    “我此番去,陛下也正要我看看法国对本朝禁教驱逐耶稣会一事的真实态度。本想着要多结好,以备长远结盟之用。如今看来,似无甚问题。”

    刘钰哈哈大笑道:“本来就不会有问题。法国与那鲁密国亦曾结盟,能有什么问题?”

    “岳父此番回京,陛下面前,还是要说说新教诸国的事啊。”

    “朝中多有人言,说我是最喜欢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英人不是什么好鸟,鸦片的事,现在确实不严重。真要严重了,必深恨之,方知其狼子野心。”

    “然而我宁可好治不病以为功,也不想等着真的病的厉害了再做杏林事。”

    “伐日如此,征准如此,此番联法、夺印、反英亦是如此。”

    “吾宁被人嘲笑好治不病以为功,也绝不想学伍员非要悬头证明自己说得对。”

    “宁在史书上扣个好战求功、屡开边衅、求利无义的帽子,也不做被人感叹悲剧可惜的千古诗篇常客。”

    “万请陛下知西洋国势日盛,不可停战舰建设。自古京长安者,未有不经略西域的,今南洋既定、漕米南迁,马六甲为玉门,春风当度,不可反复犹疑,必应定死国略不当修改,任那些人大义如雪反对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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